第二章   童年：既不是天堂，也不是深渊

1920年代，冰心受泰戈尔影响，写过大量歌颂人类之爱、赞咏儿童烂漫天真的诗文，至今还记得，读小学五年级时，一位姓傅的国文老师曾在课堂上向我们朗读过冰心的一首极简单、但入耳便终生难忘的自由体小诗：“驴背上/山门下/偶一回头/总是活泼泼地/笑嘻嘻地。”个性、经历、修养决定写作内容和审美情趣，甚至可以决定写法。终生向小读者传递爱心的冰心有本领化复杂为单纯，化理念为情思。我没有她那样的学养和胸怀，绝对写不出那种看似简单，实际深邃、高洁、优美、童真的境界来，只能自叹弗如。

如果叫我刚进入大学的孙女（2013年考入川大锦城学院，恭喜她！）写一篇追忆童年的文章，她多半会用许多温暖的词语，把童年与天上的彩虹联系在一起，会将童年喻为一杯甜甜的果汁，还会痛惜童年像花瓣一样凋零了就不再回来。

我的经历与孙辈比较起来，肯定复杂得多，因此对童年的感受，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记得1984年初，贵州省作协创办的文学月刊《山花》，组织王尔碑、木斧、叶延滨等几位诗人各写一首咏叹童年的同题短诗，标题就叫《童年》。被称为四川的冰心、一贯关怀后进作者的王尔碑老师嘱我也写一首凑凑热闹。在尔碑老师的催促下，不敢不写，苦思整整一天，第一稿写了20多行，第二稿删节为十五六行，最后定稿保留了如下10行：

“它是微笑在海面上的星星，/占有双倍的蔚蓝与晶莹；/它是藏匿在诗行里的朦胧，/日夜陶醉在母亲的吟哦中。/它是难于收藏的一粒珍珠，/占有的时候，/你想不起这就是幸福；/失去了，才感到深深的痛苦。/它是一个激动心灵的字眼，/但常被嵌在别扭的位置上。”

我的童年，有欢乐，有柔情，有愧疚，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悲伤，的确常常“被嵌在别扭的位置上。

一   昔日三道堰，春风秋雨，冷暖在心头

大约2007年，应郫县人大所编《摄影专刊》之约，我写过一首歌颂家乡三道堰的诗。三道堰近年变化极大，着力打造柏条河景观，成了远近闻名的水乡。我这首应命之作，便以《水乡》为题，抄录如下：

        水  乡

柏条河

不会忘记昨天

纤夫沉重的脚印

把两岸铺得满满

他们拖着的

是比纤绳更长更长的苦难

浪花，是飞溅的眼泪

涛声，是不平的呐喊

柏条河

一条流蜜的河

终于做完噩梦

古镇不再咀嚼岁月的苦涩

不再回味叹息的夜晚

柏条河

如一只柔软的臂弯

古镇夜夜枕着它

如婴儿睡在妈妈的摇篮

柏条河

一条会唱歌的河

日夜歌唱古镇的巨变

筒车，在陶醉中缓缓转动

廊桥下，碧水依依，波光潋滟

日看白鸥戏水

夜听渔歌唱晚

柏条河

踏着舞步穿镇而过

如一条珍珠的腰带

如一条梦幻的项链

古镇年青了

千种风流，万般明艳

成都平原的丽江－－

三道堰，寻梦者的家园

著名女作家毕淑敏曾告诫读者，凡是遵命之作，或类似配合、迎合之作，都有宣传讨好之嫌，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它的真诚。这话一点也不错。德阳诗人蓝幽曾向我讲过一个笑话，一位青年诗人读了郭沫若赞颂峨眉山的诗后，欣然结伴往游，从峨眉山回到成都后，他写了一首调侃郭老的打油诗：“都说峨眉天下秀，我说峨眉好个逑；不是郭老瞎吹捧，哪个舅子才来游！”青年诗人的打油诗乃游戏之作，当不得真，郭老在诗里是怎么吹捧峨眉山的，我也不知道；但文人无论描绘或评价人、景、事，大抵喜走极端，常常有失公允，却是事实。老实说，我也并不喜欢自己这首歌颂家乡三道堰的诗。太多的宣传色彩，吹捧的味道很重。那时的三道堰真的已经美如仙境？鬼才相信！解放前的三道堰难道只有苦难？恐也未必！

解放前在川大法学系读书，解放后长期任郫县三中教研组组长的赵绪根老师是老三导堰人，2005年他应我之约，为我帮县政协主编的《千年古蜀都》一书写了一篇命题文章：《当年的水码头三道堰》，对往昔的三道堰（1950年以前称三导堰）作了很真切的描述。现摘录部分文字如后：

“今天的三道堰，五十多年前，曾是成都西北面，柏条河河上一个重要水码头。柏条河从都江堰起水即通木筏，到唐昌后既通木筏，又通木船。到团结镇的石堤堰分水后，木筏木船皆可顺毗河通到金堂赵镇；顺府河通到成都。三道堰则是船筏停泊、货物装卸集散之地，地方经济相对繁荣，是县境内的四大场镇之一。

柏条河从三道堰场镇中间经过。南岸的兴发栈，北岸的忠信栈，都堆积着等待集装发散的货物。山货、本地货、下江货应有尽有。大米、小麦、玉米、花生、白酒、食油、大烟、大麻，种种齐备；木耳、蘑菇、食糖、柑橘、煤炭、铁器样样俱全。从忠信栈往下行二百米，有一木材行，里面堆有许许多多杉木墩子和杉木竿子。河的南岸常停泊十来只木船，北岸停船更多，常为南岸的二倍以上。木质结构青瓦盖顶的永定桥横跨河上。桥下，船筏来来往往，虽无百舸争流的壮观，却也颇有水乡码头的风采。桥上，板车、鸡公车、行人往来不绝。桥的左右两側非常热闹。白天有卖花生瓜子、水果、草鞋之类的小商贩摆摊叫卖。晚上，则有腌卤和凉拌鸡鸭鹅兔的摊点，燃着油灯殷情而忙碌地接待顾客。

……场上有长长短短的七条街，河的北岸有沿河街、关帝庙街、西栅子街、新北街，河的南岸有河南街（正街）、横街、新南街，其中河南街即正街最长最热闹。街上大约住有四百户居民，经营着茶坊、酒肆、布店、百货、粮店、肉案，饭馆、旅店、药店、成衣店等等。场期的密度与县城一样；县城逢单，这里逢双。市场设置，长年有米、麦、烟、麻、猪牛鸡鸭以及竹木市场，秋冬季节则有最具特色的柑橘市。观音阁、文昌宫内堆积如小山丘的橘子、橙子，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吸引着前来零趸购买的客商。赶场天，远近农民与客商纷至沓来。市场里、商店内人头攒动，生意兴隆；街上行人熙来攘往，络绎不绝。热闹景象，从上午九点一直延续到下午三四点。……”

丙子年腊月，即1937年初，我哭喊着来到了赵绪根老师所描述的这个水陆码头三道堰，从此不得不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来体验漫长人世的冷暖悲欢。读小学以前的情况，在记忆里几乎等于零。只依稀记得那时家里有个很疼我的保姆，姓黄，瘦瘦的，大约50多岁，我一直叫她“干”（为什么这样叫，不清楚，可能是“干娘”的略称吧）。好像有一次我在泡菜坛舷上撒尿，母亲要打我，“干”护着我，硬是不让打。还隐隐记得，我们家从湖广馆搬到50公尺以外的新家时，我拿着一根小板凳，快活地跟着大人们跑上跑下。稍稍长大一点，在五岁半读小学之前，人家的孩子都穿封档褲了，而我还穿着开裆裤，好在外面穿的是长衫，别人看不见我的屁股和小鸡鸡。有一天玩得忘形了，居然在文昌宫的坝子里翻筋斗，筋斗翻到一半，长衫的下幅往下滑落，白白的小屁股露了出来。围观的几位小伙伴大笑：“快来看啊，曾祥麟的大白胡豆（指屁股）露出来了！这么大了还穿叉叉裤！”我害羞极了，觉得比什么都丢人，回家后，在母亲面前又哭又闹，从此不再穿开裆裤了！入学之前的记忆，大概就是这些了，其他什么都记不得了。在我的观念里，进了小学，童年时代才算真正到来。

我在赵绪根老师描述的这个乡场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在河边打过水漂漂，杵过棒棒鱼，捉过螃蟹，看过抢鸭子划龙船；上树掏过鸟窝，到乱葬坟园逮过蟋蟀；爬过百花桥的字库，在学校的白果树下荡过秋千；滚着铁环上学，偷吃过堆放在栈行里的红糖……。一桩桩一件件，无不留下极愉快的记忆。

但儿时的回忆并不总是欢快的。冬天的夜晚，我偶尔会到永定桥头一家杂货铺的吊脚楼上去看父亲打麻将。一走到桥头，总会看到大桥北端八面来风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像雕塑一样满脸皱纹的老人，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补丁补疤的棉衣裤，面前摆着一副担子，担子上挂着一盏油灯，在那里卖汤圆。冷风呼呼的吹，街上早已没有一个行人，连野狗都躲到桥楼下面避风处缩成一团睡觉去了；而这个像荒野里备受风雨欺凌的一株小树般的老人，仍然孤零零地站在担子前守候着晚上打完牌或在鸦片烟馆里过足了烟瘾的夜归人，他们的肚子饿了，可能会在回家必经的桥头顺便吃一碗汤圆。一想到这个老人为了卖两三碗汤圆，赚几个铜板，要受多少的苦啊，心头会很难受的。每每在河边看到拉船的纤夫光着屁股、腰上只拴一根围腰，都深秋了，有时还半截身子泡在冰凉的水里，拉船时整个身子弯得像一张弓，上行船犹如一座山，他们拖船前行的速度如蜗牛，真像牛汉诗里所形容的“一寸一寸地前进”。他们要想挣一碗饭吃好难啊！此时我心中绝对不可能产生当今城里人常有的那种过分浪漫的、欣赏的心态，惟觉心里酸酸的。

但在这部回忆录中，以上这些比较常见的、愉快的或悲凉的情景，我都不想写，只想另外写几件曾经让我不安、羞愧、困惑乃至震撼的往事。

二   鬼子的轰炸机飞过来了

任何时代的老百姓都厌恶战争。战争意味着成千上万无辜的老百姓无家可归，意味着生离死别、生灵涂炭，意味着血流成河。然而你想远离它，它偏要来伤害你。1944年，在大后方一个小小的场镇，它给一个孩子留下了永远的惊恐和永远的恨与痛。

话说抗日战争后期，日本鬼子占领了中国愈来愈多的领土。虽然日军始终没有打进四川，但鬼子的轰炸机却频频入川轰炸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成都一些机关、学校和市民，为躲避日机轰炸，纷纷疏散到郫县城乡，三道堰也相继迁来好几户成都人。一个巨大而可怕的战争阴影，开始笼罩在三道堰老百姓的心头。沉重的战事消息，无论在湖广馆的茶馆里还是戴俊安的酒店里，常常成为大家热切关注的话题。

那时我还很小。有一天，听几位平日从不关心国事、只知梳妆打扮和打麻将的阿姨议论日本人，一位后来成了小学教师的薛阿姨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有四万万同胞，小日本才几千万人，未必我们七八个人还打不赢他们一个人！”这时候，连我这个不足八岁的小孩子也开始明白了：我们中国有个凶恶的敌人，它的名字叫日本。它是强盗，欺负我们，抢我们，还要杀我们！

有些三道堰人，自以为身居柏条河边远离成都很安全，其实战争离三道堰并不远。有一天（后来查明，这一天是1944年9月8日）晚上，天刚黑尽，位于湖广馆内的乡公所的电话员李志白意外接到郫县防护团警报股打来的紧急电话，说是有一架日本飞机正向县城方向飞来，可能要空袭郫县什么地方。当时三道堰并未安警报器，这电话算是向距县城六七公里的永定场发出的“预防警报”。消息实在太突然，李志白一下子呆了，茫然不知所措。不到一分钟，电话里又发来“紧急警报”，说是日机即将空袭郫县，赶快通知镇上的居民作好应急准备。李志白猛然清醒了，放下电话便向住在前院的乡警队跑，在第一时间报告了乡警队队长杨壁光（副乡长兼）。杨队长不敢耽搁，急派乡公所的十多名警丁分头通知大桥南北四街各户，明确宣布，严禁抢劫，不准喧哗，不准点灯，立即进行灯火管制。

“吹灯！吹灯！”街上一片惊恐的叫嚷声。爸和妈赶紧回房间收拾比较值钱的东西，打成两个小包袱，各人挂一个包袱在手腕上，迅速牵着我们姐弟四人（那时最小的弟弟妹妹还未出生）离开屋子，到铺子外面的屋檐下观察动静。几分钟内，两边街沿上已站满担惊受恐的大人和孩子，好象大难即将来临，明显有一种时刻准备逃难的气氛。窄窄的、仅丈把宽的街上，隐约可见骚动不安的人影。但谁都不敢大声说话，连平日爱哭闹的小孩也不敢哭叫了。只听附近有人低声议论：“我们又没有惹你日本，你凭啥要来炸我们？”还有人叹息：“房子炸烂了一家人就惨了！”

这时，忽听街心有人紧张地说：“快看，日本飞机飞过来了！”果然，一架日本轰炸机幽灵似的亮着忽明忽灭的灯光，伴着低沉的轰鸣声，高高地从东南方向（县城方向）缓缓飞过来了。大街两旁的大人小孩全都凝神屏息，死死盯住愈飞愈近的日机。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此时的气氛：惊恐。

但也有个别无所谓的或根本不相信日本飞机当真会来三道堰投炸弹的。没想到，在众人大气都不敢出的此时此刻，湖广馆右侧一家姓何的富商开的洋货店里，屋内依然点着一盏煤油灯，两个年轻人还在柜台上啪啪啪地下象棋，这两个家伙似乎根本不把日本人的炸弹放在眼里。街上躲警报的人低声嘘了起来：狗日的想肇死了！只见一位中年大胖子何德福（开洋货店这家主人的隔房兄弟）提起手枪几步走进铺子，一把将象棋连棋盘推到地上，随即将手枪朝柜台上一拍：“你们不想活满街的人想活！”说罢噗的一声将挂在上方的煤油灯吹熄，愤愤然离去。第二天，在永定场群众的口中，何胖子成了众人景仰的英雄。

话说那时我虽然还不懂事，但天天都和小伙伴们在唱一首民谣：“日本飞机丢炸弹，炸死同胞千千万……”已经知道把轰炸机和灾难联系在一起。何况“日本飞机丢炸弹”所造成的血腥场面，早已听学校的老师和左邻右舍的大人们描绘过多次，知道那是要血流成河、家破人亡的。因此，一见到日机便怯怯地牵住大人的衣角，一声也不敢吭，半步也不敢离开，只是鼓起眼睛盯着日机在县城与三道堰一带上空绕来绕去。时间可能只有五六分钟，但在一个躲警报的小孩心中，似乎比几个小时还要漫长。只见日机在空中盘旋几圈后，终于向西慢慢飞去。过了一会儿，大家隐约听到远方一阵隆隆的爆炸声，接着便见飞机不断升高折向东南，渐渐飞离了惊惊惶惶的满街居民的视线。谢天谢地，终于送走了这个不请自来的瘟神！这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见到日本轰炸机并亲历了敌机来临时的种种复杂心态，所以印象特别深，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依然恍如昨日。

抗日战争期间，县城遭受空袭的目标无疑比乡场大得多，居民躲警报的意识自然更强一些。那时的郫县城见方不过一公里多一点，警报一响，绝大部分居民很快就躲到城外去了。当时家住县城东街公王巷的老伴熟成说，那天夜里县城拉响预防警报汽笛后，她父亲领着一家老小赶忙跑到东门外田坝头去躲避。一家人站在田坎上，望着天空，深恐厄运降临。周围的紧张气氛感染了她，不由得害怕起来，那时她不到6岁，父亲叫她不要怕，捞起长衫的下幅，把她的头和整个身体罩住，她见不到天上的飞机了，便好像什么危险都不存在了。

1980年代我总纂1911至1985年版《郫县志》时，这才知道，那天晚上这架日机飞到县城西门外糍粑店上空时，附近方家碾的榨油工人正挥锤榨油，榨房内灯光明亮，顶顶咚咚的锤击声响彻四野，烟囱里冒着浓烟，不时还有火星迸溅。日机大概以为下面是工厂，先在糍粑店丢了十颗炸弹，接着又在灯光闪烁的雷家祠丢了几颗炸弹，结果炸伤一人，炸毁房屋数间，毁坏稻谷十多亩，树木几百株。

小日本！日本鬼子！一个不满八岁的孩子，早在那个时候便深深地记住了你！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全民抗战，远离战场的大后方郫县人民，没有麻木不仁，也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为了抗战，全县知识青年（包括女学生）和农村青年踊跃从军，只有16万多人的郫县，先后有8000余人踏上硝烟弥漫的战场，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战死疆场的多达千人以上！这笔血债要记住，忘不得！全县人民还多次开展献金运动，贡献的财力物力累计折合大米三万多石，如用农民的鸡公车推运，至少要推三万车！

距此次日机空袭郫县不到一年，日本便宣布投降了。那天是八月十五日，农历是七月初八，三导堰的赶场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三道堰时，已过中午，场已经散了，但街上仍有不少来来往往的行人。那天是星期天，我正在家中玩耍，忽听街上传来报童卖“号外”的声音：“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大街上欢呼声此起彼伏，继之是遍街鞭炮的爆裂声。那天三道堰的男男女女比过春节还要高兴。听说县城的中小学生、机关职员，还有商人、店员，次日晚上还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提灯游行。

（注：2015年5月19日，《南方都市报》刊载了本文并配图，文章标题改为《我目睹的日机轰炸郫县》）

三   奉校长之命帮余中英竞选国大代表拉选票

世间鲜有干净的政治。它的别名叫狗咬狗，又叫阴谋。

首先交代一下本文故事的背景。余中英何许人也？他是县城东街人，十多岁即离开郫县投身军界，抗战初在刘湘手下任中将副参谋长，后来当过几年成都市长。1948年，国民党在“还政于民”的幌子下，拟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按规定，郫县应在1947年11月选出一名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简称“国大代表”）。郫县有两个人参加竞选，一个是余中英，还有一个是名声和地位都远远低于他的李仲阳。

余中英是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候选人，郫县的党政要员和三青团骨干都支持他。他自恃后台硬，根本不把竞选对手放在眼里。他实在过低估计了李仲阳的能量。这个李仲阳曾当过郫县教育局局长，后来相继任兴文县和南溪县县长，虽然势力不大，但极会利用本地各种关系。为了竞选国大代表，他一回郫县就紧紧依靠地方封建势力，加入哥老会，在大舵把子陈仲榻的支持下，全县许多袍哥为他摇旗呐喊。同时他在教育界还有许多老关系。而且舍得下本钱，为了筹备竞选经费，卖了40亩田，大肆请客送礼，收买人心。有一天余中英忽然有了危机感，明白了“圈定”不等于选定，发觉李仲阳的呼声甚高，而反对自己的标语则随处可见，这才赶忙行动起来，决定亲临一些镇乡办招待、拉选票。

话题回到我身上。前面说过，父亲一向喜欢做善事，三道堰小学的风琴坏了，立即出钱给学校买一架新风琴；小学新办的幼稚班没有桌子板凳，父亲很快送给学校几十套幼儿用的小桌凳。由于父亲对学校贡献不小，学校对他的儿子自然要另眼相看。小学六年级上学期，我稀里糊涂地突然被叶光裕校长任命为永定乡中心小学学生自治会主席。那时我仅十岁多一点，连学生自治会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甚至听都没听过“学生自治会”这个词语，心里很害怕。好在校长并未要我做什么。原来是挂个虚名，我放心了。过了几天，校长在下午放学排队时，又突然向全校学生宣布，由我这个学生自治会主席兼任全校学生的值星大队长，当即在我肩上挂一条印有大队长字样的彩色绶带。这个大队长很好当，只须放学时替体育老师喊几声口令，口令怎么喊，早就听会了，如此而已。我很得意，笑嘻嘻的欣然领命。从此每天下午放学时，我都站在台上喊：“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次开步走！”非常神气。许多男生女生很羡慕我，我走过他们身边时，从他们大睁着的眼睛里很容易看出来。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还有当年班次比我低一些的同学告诉我：“读小学那阵子啥子事都搞忘了，就还记得你佩个绶带喊口令的样子。”

我以为我这个学生自治会主席当真没有事做，没有料到事情说来就来了，而且来的是一件让一个孩子很难承受甚至蒙羞的大事。

1947年10月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正在家中铺子上听店员讲故事，中心小学的校工刘则游突然来到我家，当面交给我一份讲话稿，传话说，叶校长说你是学生自治会主席，要你代表全校学生，明天到欢迎余中英的会场上去讲话，会场就设在操场上，叫你今天晚上就要背熟稿子。

我十分惊慌，好像天要塌了，立即跑到爸妈住的房间里，把讲稿交给爸妈看。父亲看了看讲稿，很高兴，这是儿子出头露脸的好事，叫我不要怕，相信我在半个钟头内，一定能把这篇四五百字的稿子背熟，并马上吩咐煮饭的张大娘给我熬一碗银耳汤。谢天谢地，我果然很快把这篇短短的发言稿背得滚瓜烂熟。

话分两头。第二天上午，中心小学的操场上，聚集了永古二乡保甲长以上人员及士农工商各界人士数百人。旗台上方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书“拥护余中英先生竞选国大代表”十余字。会场里摆着十几排学生上课用的双人桌凳。最前面一排是主宾坐的，桌上摆着盖碗茶和几盒“大炮台”香烟。学校大门口，叶校长派了四名身穿童军服、头戴船形帽、手执童军棍的童子军站岗，任务有二，一是不让叫花子进会场讨钱，二是不准野孩子进会场乱跑乱叫。学校操坝四周，则由乡公所的几名便衣警丁负责警卫，预防出现意外骚乱。

是日，余中英在县长徐中晟陪同下早早来到会场。只见他身穿一件米黄色风衣，一条西裤，一双发亮的尖头皮鞋，完全是一副新派绅士打扮。他个子高高的，挺精神，很有风度，一进学校便与徐县长并肩站在操场（也就是会场）入口处，不断与陆续来到的与会人士握手、寒暄。为了笼络人心，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做出一副谦恭和蔼的样子。

回转来再说我。昨天晚上，我分明把那几百字的讲稿背得挺熟的，没想到今天一到学校，见会场里那么多人，受了惊吓，立刻把背熟的几百字忘掉了大半。好窝囊！好羞人！级任老师（班主任）尽量安抚我，叫我不要紧张。老师愈是说别紧张，我愈是紧张。老师只好说：背不倒就算了，待会儿上台后，干脆照着稿子念。我这才如释重负。

不一会儿，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是永定乡乡长郭崇韬。他致完欢迎词后，县党部一位什么官员讲了许多歌功颂德的话，中心意思不外乎请永古两乡的民众投余先生一票。然后是家住古城乡“孙家山子”的大地主孙玉辉讲话。接下去是工商界的一位代表讲话。他们除了讲些虚情假意的奉承话，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内容。之后是余中英表态，徐县长捧场。徐县长刚讲完还没有走下旗台，级任老师知道会议要完了，立即拉起我的手快步向讲台走去。讲台原本是升降旗用的旗台，大约两三尺高，我跑拢旗台正准备手足并用往上爬，刚讲完话的徐县长急忙伸手把我抱了上去。上台后我反而一点也不紧张，向徐县长鞠躬表示谢意后，缓缓摸出衣兜里的讲稿，高声念了起来。内容同样不外余先生深孚众望，素喜服务桑梓，郫县国大代表非余公莫属之类的谀词。我念完稿子，正准备跳下旗台，只见近旁的余中英赶忙跨前一步把我抱了下来，还微笑着向我说了声“谢谢”。

散会后，余中英大摆筵席招待选民代表。街上的几家茶馆摆了几十桌，学校的几个教室又是一二十桌，另外还在礼堂内摆了四五桌。我被安排在礼堂内吃饭。菜还没有完全上齐，只见叶校长手里拿着纸和笔，走到我面前，嘱我到余先生那一桌去，将纸笔交给余先生，请他给学校捐款。我遵命大大方方走过去，说一声“余先生好”，余中英即刻起身笑问我有什么事。我将纸和笔递给他，恭敬地说：“请你为我们学校捐点款，我们全校师生都很感激你！”这种场面余中英肯定见得多了，岂肯轻易上钩，委婉地回答：“稍缓一段时间我会给你们小学捐一笔经费，以后再说罢。”一个抱歉的微笑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如实回复叶校长，校长苦笑，拍拍我的头，你继续吃饭吧。

余中英绝对想不到的是，花钱办了近百桌酒席，不但没有买到永古两乡的民心，反而招来一片不满和斥骂。原来，很可能是经办酒席的人揩了油，几家茶馆里的几十桌是一般平头选民吃的低等级酒席，学校几个教室里的十几桌是保甲长和维持秩序的乡丁一类人吃的中等酒席，礼堂内的四五桌则是比较体面的人如永古两乡乡长及农工商学兵各界头面人物（包括父亲在内）吃的有鱼翅海参等名贵菜肴的上等酒席。吃中等酒席的要骂，吃低等酒席的更要骂，骂余中英“狗眼看人低”，“人分三六九等”，“老子们的选票就这么不值钱！”

一周后，曾被余先生和徐县长抱上抱下的我这个傀儡学生才省悟到，叶校长要我代表全校师生帮余先生拉票，完全是演的一场戏。叶是想利用余亲临三道堰讨好乡人的大好时机，敲他一笔钱。他所拥戴的竞选人根本不是余中英，而是余的对手李仲阳。

李仲阳其人前文已作简介，他不仅有袍哥背景，与郫县教育界更是关系匪浅；这位能说会道、机敏过人的叶校长，正是大力替他拉选票的干将之一。正式选举（11月11日）之前数日，他组织人在学校内外张贴了许多拥护李仲阳的标语，临选前一天下午放学排队时，还一再叮嘱小学生们：“你们回家后，务必告诉家里的大人，要选李仲阳，阳比阴（指余中英）好，仲阳（李仲阳）不仲阴（中英），‘选了李仲阳，大家好赶场’！”真是把拉票的招数用绝了！

第二天正式选举，三道堰的选票朝谁倾斜，无须想象也能猜到。过后还听说，崇兴乡的选场外，有几个袍哥提起手枪公开威胁选民：“选余中英的站出来，兄弟和他告炮（比试枪法）！”由于李仲阳舍得下工夫，不怕贴血本，而余中英则过于自负，以为稳吃稳捡，结果是大意失荆州，李当选，他落选。

我这个十岁的孩子当年有幸目睹这一幕竞选闹剧，真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四   你也是穷人，为什么要砸人家的车夾耳？

这是好几十年以前的旧事了。从我懂事起便认得乡场上有个叫荀丰的汉子。不知他姓荀名丰，还是名字叫荀丰，反正街上的老老少少都叫他荀丰。

此人家住永定场西栅子外，据说家里有一间破破烂烂的草房，有一张用木头棒棒绑的床，几块石头顶起一口锅，绝对是个赤贫户，连穿在身上不是大了就是小了的一身衣裤，也是傲怜他的好心人送给他的。因为太穷，自然不会有哪家的女子愿意嫁给他，所以挨近五十岁还打着单身。此人无论春夏秋冬，全靠给街上十多户缺劳力的人家从柏条河挑水混一口饭吃。他身材矮矮的，但比较壮实，看样子是有力气的人。但年岁不饶人，担了多年的水，如今已是年近半百之人了，身躯明显臃肿了，走路也有点蹒跚了。帮用户挑水的桶一般比较大，桶小了用户要扣钱的。因此随着岁月不断流逝，一天要挑二三十担水，对他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那时，春夏秋三季柏条河可以行船，河水满满的，荀丰走下河岸，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稍稍弓一弓身子，便可以满咚咚的“挖”(方言唸第三声，音“瓦”)满一桶清亮的河水。如果冬天的水浅，他必须打起光脚板下河，顾不得从岷江流下来的雪水冷得骨头发痛，走到水淹过小腿处，才能“挖”满一桶水，然后屁颠屁颠的把一挑挑水分别送到远远近近的各用户家里，倒进了水缸，然后才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是夏天，别人坐在凉椅上煽着扇子还喊热，他却必须挑着水桶跑来跑去，终日汗流浃背，连裤腰带也找不到一处是干的，挣的真是遭孽钱啊！

古人说，物伤其类，同病相怜。照理说，弱者对弱者，穷人对穷人，尤其应该相互同情，此乃人之常情。但荀丰不是这种人，那时码头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为了保护地处乡场中心地段的正街(永定桥至文昌宫一段)的街面，推重物的鸡公车必须从紧靠兴發栈的河边绕行。如果有哪个推鸡公车的不听招呼，不需袍哥头牌大爷、圣贤二爷、当家三爷或管事五爷亲自动手，下面专干跑腿差事的八排九排兄弟伙乃至十排的老幺娃，都可以把车夾耳(车篷下面一左一右夹住车轮的两块钻了眼的木板)给他砸了。

但潜规则终归是潜规则，外地农民又没见张贴布告，哪里晓得三道堰兴了这一条规矩，因此常有推车人误入白虎堂。他们老远推一车砖、一车木料、或帮盐商推一车盐巴，下了三道堰大桥，不晓得应该马上倒左拐，沿着坑坑洼洼的河边绕场而过，而是直端端的就从正街推过。乡场上的人一般见了谁都不会理睬，路本来就是人和车走的嘛。这些破事乡公所从来不想管，一直由向来喜欢咋咋呼呼的袍哥来管。那时袍哥的规矩很严，不仅忤逆不孝、奸污妇女的人不能加入，连裁缝师傅、剃头匠、跳神的端公等都不许加入，你荀丰只是个挑水的小工，地位和打更匠差不多，连袍哥的边都挨不着，想操个十排小老幺都不行，但他却偏要管本来不该他管的事。

星期天或假期，我常在我家铺子门口玩耍，多次看见，只要有谁推着一车重物从我家门前推过，若让挑水挑累了，喜欢在街对面一家杂货铺门口坐懒板凳喘口气的荀丰看见了，他一定会立即两眼发绿，陡然来了精神，马上从杂货铺门口堆满大块盐巴（当时川人普遍吃自贡生产的形同石板一样的“块盐”）的木桌上，拿起一把沉重的砍盐的刀，迅速冲下街檐向推车人大吼一声：“孙大爷（舵把子）说了，重车一律走河边，你不晓得吗啷个！”

推车人赶忙搁下车子求饶：“我是外地人，真的不晓得！”

“我把车夾耳给你砍了你就晓得了！”

推车农民通常会给他下跪：“我的爹，砍不得呀！这车是我的吃饭家伙，你说不准走街上，这儿到河边就那么十来丈远，我马上推转去行不行？”

荀丰更来气了：“你喊我爷爷也不行！”随即将农民的鸡公车推倒，向车轮两边的夾耳啪啪啪几刀，把夾耳砍成几块。然后挑起放在街檐下的一担水扬长而去。

推车农民只能在那里哭着喊天：这一车货咋个办呀？老天没有回答他，谁都没有回答他，唯有滚滚下落的眼泪无声地回答了他。

这个荀丰在乡场上从来说不起话，经常被人骂来骂去不敢还嘴，像老虎面前的绵羊，遭孽兮兮的。此时遇到更可怜的弱者，他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强者，可以美美地过一把“遇到绵羊是老虎”的瘾，因此特别得意。

每次见到荀丰砍人家的车夾耳，我幼小的心上好像也被那个荀丰砍了一刀，好痛好痛。那时我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不晓得许多大道理，比如：“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必是冷酷残忍的人；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世界，必是冷漠可怕的世界。”当然更不知道茨威格的这句名言：“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应付生活中无边的苦难的。所以需要别人帮助，也需要帮助别人。”你荀丰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泰戈尔诗中所说的“你也是被压在轮下的活人之一。”这一切那时我都不懂，但那时我确实已经知道母亲常说的一句谚语：“人心都是肉长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荀丰凭什么这样欺负一个像你一样靠挣血汗钱来糊口的人？你怎么下得了这样的狠手啊！

六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荀丰，仍觉十分厌恶。听说解放后他在某个村当了贫协主席。对命运相同的推车人都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你怎么关心、维护贫下中农的利益？想起来背脊就会发凉。

五   山外有山，楼外有楼

小学六年，我从未感到过学习的压力。书包里就那么几本书，几个作业本，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多，当天的作业当天下午自习时间便做完了。晚上在家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作业，寒暑假老师也从来不布置作业。那时候读书，真的是快乐时光。

总的说来，我的国文（解放后称语文）比算术强。我喜欢国文课，小学低年级读的一些课文，至今记忆犹新。记得刚入学读的第一篇课文是《上学了》：“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去游戏。”还记得小学二年级上期读的一篇课文－－《锻炼身体三件宝》：“日光空气水，锻炼身体三件宝。天天要接触，一日不可少。好儿童，要做到，身体强健精神好。”

我对语言文字的悟性可能比较好，从来不觉得识字造句困难。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三四百字随便写，总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羡慕。1947年暑假，学校有一位五十多岁、古文底子很厚实的国文老师胡述先（注）被解聘了。此人是外县人，解聘后暂住桥头旁边一家茶铺的楼上，很可怜。父亲得知后，立即亲自上门聘请他在假期教我读古文。读书的地点选在我家堂屋里，他坐在黑漆方桌的上方，我坐侧边。时间安排大概是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晚上一小时。他认真教，我认真听、认真读。他大约教了十三四篇唐宋名家的文章，比如《桃花源记》、《陋室铭》、《师说》、《捕蛇者说》、《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等，我不仅基本上懂得每篇每句的意思，而且每篇都能背诵。读完这十多篇古文后，我觉得写起作文来词语更丰富了，偶尔在作文中抛一句被前几年读过私塾的学生用烂了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同学们羡慕得不得了：“曾祥麟好得行啊，居然懂得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附记：这位胡老师既有学问，教书也认真，为人又很和善，校长为什么要解聘他？因为他有烧鸦片烟的恶习，在教师圈子里影响极坏。父亲请他辅导我国文期间，他每天三顿饭都在我家吃。有天早晨，我到桥头茶铺的楼上去请他吃早饭，他好像还没有睡醒，迷迷糊糊地掀开铺盖坐起身子，我一看大惊，他竟然全身赤裸，连内裤都没有穿一条。抬头一看，窗前一条绳子上，晾着一条好像是昨晚临睡前洗过的一条脏兮兮、烂朽朽的短裤儿。我明白了，胡先生穷得连内裤都没有一条多余的了。对我说来，这绝对是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赶忙回家告诉父母。父亲立即从衣柜里拣出长衫、夏天穿的短绸衫、长裤和内衣裤各两套，叫母亲打成一个包袱，吩咐我待胡先生吃完饭以后，悄悄送给他。这个细节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而且我们对胡先生都有一种预感，他的未来一定会非常非常悲惨。谁让他要染上这个害死人的毒瘾呢！）

书接上文。记得六年级上学期教国文的傅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故事一则》。恰好前两天晚上听六嬢陈善珍（母亲的同父异母妹妹，其时她已在三道堰小学教了三四年书）向我讲她刚在成都看过的一部古装电影，故事的情节简单生动（其实挺公式化），大意是某家的儿子如何用功考上了状元，光宗耀祖，许多官宦人家想把女儿嫁给他，他坚决不答应，硬要娶与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一位贫家女子为妻。当然其中还有若干生动的细节。我根据记忆，把故事梗概大致不差地写下来，大约写了七八百字，很快交了卷。傅老师读后，在课堂上大大表扬了我 ，叫我抄下来贴在教室右侧的墙壁上，让全班同学学习欣赏。我好不得意，自以为当真会写作文，小小年纪，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没有想到丢人现眼的事很快就出现了。

读高四册时（即解放后通称的小学六年级下期），国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便因事离开了，请一位姓徐的体育老师帮他监守课堂。作文题目是《四月的农村》。所谓“四月”，指的是农历，公历应当是五月。按照解放后的说法，此时是农村“大战红五月”最忙的时候，应当说题目出得不错，可以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对场景的描绘能力。国文老师家住县城，每个周末都要步行15里回县城，星期天下午又赶回学校，对农村各季节的景象当然看得一清二楚，并以为无论农村或乡场上的学生，也都会像他一样清楚。他才搞错了，他没有想到还有像我这样一些住在街上的娃娃，虽一直生活在乡场上，无论走出哪条场口都是大片大片的田坝，但我们平日只在学校、家里或街上玩，极少走出场口，因此对农村实际上相当陌生，根本不知道那段时间的农村是什么景象。现在要我写《四月的农村》，对我来说有点像逼着牯牛下儿，真是太难太难了。

正当我张皇失措、摸耳挠腮感到特别为难的时候，我一向崇拜的、篮球打得很好的徐老师走到我身边，笑嘻嘻地说：“你们的级任老师说你作文写得好，好生写！”徐老师不夸我还好，他一夸，我更觉得心头发慌。四月的农村是什么景象？油菜花开了吗？开始割谷子了吗？有儿童骑在牛背上笑嘻嘻地挥着鞭儿吗？完全茫然，连笔都无法下！我感觉徐老师坐在讲台旁边的椅子上时时都在看我，那眼光是柔和的，但我却觉得像针一样扎得我难受。

幸好坐在我后面一排的是家住花牌坊村的农村同学朱清阳，他与我很要好，常捉蟋蟀送给我玩，还多次从家里带些炒黄豆来请我吃，我也常常将父亲从成都买回来的施胖子花生米从衣兜里抓些出来请他吃。现在我只能向他求教了。我回头问他：“ 现在乡坝头在干啥？”他回答：“割苕子，栽秧子。”割苕子是怎么个情景？我吃过苕菜，但不晓得与苕子有什么关系？苕子是什么东西？怎么个割法？像不像割麦子？它是干什么用的？一概不知。栽秧子我同样搞不懂，栽的是什么秧？胡豆秧还是豌豆秧？没法想象。我只好估谙着写了几句，胡乱写几句总比交白卷好。

接下来又写什么呢？又找不到内容了，想编都没法编。有徐老师监堂，学生是不能随便说话的。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再回头问朱清阳：“除了这两样还干什么？”朱清阳又耐心地小声告诉我：“扯菜子，打菜子。”他说罢赶忙怯怯地埋下头去，深怕徐老师听见了要骂人，徐老师骂起人来一向是立起眉毛不认人的。扯菜子比较好理解，不外乎像拔萝卜一样一窝一窝地拔起来。可是菜子怎么打？拿棒棒打吗？我从未见过，只好凭猜想又胡乱写了两三句。加上标点符号总共四五行，最多一百多字，还是没法交卷呀！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回头向朱清阳求救：“你再说点内容。”朱清阳毕竟是我的好朋友，不能见死不救，挠挠光脑袋，又低声告诉我：“这几天使牛匠搞不赢，耖田挂田忙得很。”随后又补充一句：“还有勾阴坯，我每天回家后，爸都要叫我和他一起勾阴坯。” 最怕徐老师的朱清阳不敢再说什么了。

朱清阳已经说得很多，我不能再为难他了。但我反而更糊涂了：什么叫“勾阴坯？” “怎么勾？”真是比狮身人面兽司芬克斯出的谜难多了！总之，这篇《四月的农村》我真的没法再写下去了。估谙着写了两三百字，不但空空洞洞，还不知闹了多少笑话，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像样子。我第一次感到作文之艰难并感到自己太无知太无能。这篇羞于见人的作文，我一直拖到下课铃响了，才慢拖拖地、十分愧疚地交给徐老师。交给他的时候，我连眼皮都不敢抬一下。走出教室后，心还咚咚地跳，不敢猜想徐老师看了这篇乱七八糟不知所云的几行字后，会有多么失望。

前段时间偶然在网上搜索到解放后大陆一家出版社编印的《民国小学生作文选》。这本书所选的小学生优秀作文，全是从1947年国光书店再版的《小学模范作文》中再精选大约一百篇汇集而成。写文章的小学生来自上海、北京、广东、山西十多个省市。其中四川选了三篇。使我最惊讶的是，这三篇竟全是郫县县立第四小学（郫县花园场小学的前身）的学生于1933年写的。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当年我们郫县小学生的作文居然写得如此之棒。我一向不是自认为从小便会写作文吗？错了，绝对是井底之蛙！花园场小学生写的这三篇作文，无论哪一篇，整死我都写不出来。我写的狗屎作文算啥啊，无论韵味、视野、寓意或文字之成熟老练，跟人家比较起来，简直是不及格！真是楼外有楼，天外有天啊！因为资料太难得，实在不忍割舍，谨将这三篇小学生作文及编辑的评语附录于后，供后生拜读。

附录：1933年郫县花园场小学生写的三篇作文

原编者按：自1920年起，国语课本（白话文课本）开始在初级小学使用，然后逐渐过渡进入高级小学，在这个过程中，语文教育的文白之争从未停歇，但最终在上世纪30年代初白话文课本取得了全胜。白话文课本完全替代了文言文课本，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总让人有些遗憾，小学文言文课本真的就一无是处了吗？

春江垂钓记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 刘在镕

某星期日，学校放假。吾谓友曰：“时当春日，江水清澈，而江边之景又可玩赏。吾友可往江边垂钓否？”友曰：“可！”乃持竿而行。沿途纵观春景，时则桃红柳碧，草长莺飞，顾而乐之。 不觉已至江边矣，余与友乃于垂阳下，选钓鱼矶而坐。则见浪花四散，水天一色，真奇观也。友乃以手持竿，垂于江中。未几，钓线一动，手举竿，遂得一鱼，鱼屡跃而不得脱。余见友得鱼甚喜，余又持竿钓之，终日不获一鱼。友笑谓余曰：“事必学而后能，垂钓亦犹是也！”余曰：“然！当静心以学之。”余遂归，乃留友于吾家宿，遂将鱼烹而食之，味甚鲜美。吾因谓友曰：“今日得鱼之时，鱼跃亦可怜否？”友曰：“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

【读后感】人虽小而笔法老练，借友人之言道出己之胸臆，“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堪称警句，一小学生竟有此等见识！方今之世，不知多少“贪饵”之辈自取沦落，何时醒悟？读此文深感前贤可畏。

记地震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 李蓂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五日。余正伏案潜修，忽闻屋宇有轧轧之声。因出户视之，则见树木倾斜，花草摇动，溪水有汹涌之状，墙垣有簸动之形。吾方惊诧，觉地面簸荡，若乘舟而涉波涛者，噫！奇异哉，非地震欤？因思夫震撼之大，时间之久，为前所未有者。不数日，友人告余曰，前日地震，茂县以上之大山崩颓，压死人民，不可胜数，岷江上流，为之壅塞。 余因之有感焉。吾人处此安全之地而不受地震之灾，岂非吾人之幸福乎？虽然，中华四面受敌，外人协以谋我，国势飘摇，视地震尤烈，吾人不得狃于目前之安全而忘土崩瓦解之危险也！

【读后感】这篇作文记叙的是1933年7月5日发生的四川茂县叠溪地震，从文中可以看出，郫县震感也非常强烈－－树木倾斜，花草摇动，溪水有汹涌之状，墙垣有簸动之形。小作者为我们保留了一段史实，文末由地震而生发出的感叹更是发人深省。

听鹃记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 魏邦权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夜，解衣欲睡，见月色入户，欣然起行，斯时明月在地，庭中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龙蛇蟠结，盖竹柏葡萄影也。已而庭树之上，鸣声凄切。倾耳听之，似唤“不如归去”者，盖杜鹃也。其鸣急迫，其声凄厉。凡入耳者，未有不动于衷也。夫鹃一鸟耳，昼夜悲鸣，催人耕作，故又谓之“催耕鸟”焉。余听之，不禁有感于中矣！夫人生之光阴有几，而九十春光，尤如白驹过隙焉，彼杜鹃者，夜半啼血，欲唤回将去之东风，吾人对此垂暮之春，能不感韶华之易逝哉？因听鹃而作记自警。

【读后感】又是一个苏东坡的崇拜者，文章前段从东坡《记承天寺夜游》脱化而出，后段的议论由杜鹃鸟而生发，足见少年老成！（选自国光书店1947年再版的《小学模范作文》，初版刊印于何年已无考。该书每篇作文后面都附有编者卢冠六先生撰写的指导意见，类似今天作文的批语；《读后感》则是《民国小学生作文选》的编者写的。）

六   德华表妹，你不该沉默，你该愤怒

这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已近耄耋之年，仍然欲忘不能，挥之不去，一想起来，心头便觉难受。

话说母亲家住金堂县城（今青白江区城厢镇）余家湾。每隔一两年，过完小年（正月初五）以后，妈要领我们几姊妹到外公外婆家耍几天。外公外婆把我们当成“稀客”，不仅将他和外婆住的宽大的正房间让给我们住，而且吃饭时总是特别关照我们，深怕我们吃不饱，不断给我们碗里拈菜。对比之下，同是在外公外婆家耍亲戚的三姨妈（母亲的三姐）一家人，则明显受到比较冷淡的待遇。早晨我们睡得正香的时候，经常听到外公在隔壁屋里的床上叫喊：“素琼（三姨妈的二女，年龄与我姐姐差不多），快进城去买豆芽！” 洗碗扫地之类的杂活，也常常由三姨妈一家人包了。原因很简单，三姨妈家里穷，而穷就意味着身份贬值。据说三姨爹是个鸦片烟鬼（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大概他也自知无脸见岳父母一家，所以从来不到金堂余家湾），三姨妈跟他结婚不久，家产就被他烧鸦片烟烧光了。现在一家人住在广汉三水乡下，日子过得挺艰难。

三姨妈的大儿、大女、二女，因为家贫都没有读过几天书。三女儿张德华－－大家都叫她华华，秀秀气气的，长得比两个姐姐更标致，已经七八岁了，早就该读小学了。爸和妈出于同情或曰亲戚的情谊，决定把这个小侄女带到三道堰来读小学。华华性格内向，很少说话，似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我和姐姐弟弟都很喜欢她，从不欺负她，常买零食与他一起吃，母亲也不时给她一些零花钱，终归她是自己的亲侄女。但她内向的性格始终不变，每天吃完饭背起书包就去上学，放学后直端端就回家，从不在路上东玩西逛。总之她是一个很听话很规矩的孩子。但是她在三道堰只读了一学期，爸和妈就把她送回广汉三水去了。为什么？原因只有我一个人最清楚。

话说我家铺子上堆放的的碗铁，每卖一件都要记在账本上，数量若干，收到现金若干，一笔不苟。晚饭后，管账先生噼里啪啦打完算盘，钱帐两清，只留下少许零钱仍存放在斗柜里作为第二天找补之用，其余现金全部交给爸或妈。这些钱，有一段时间放在爸妈所住房间衣柜旁边的一口很精致的小皮箱里。(这口皮箱，1963年我离开青海八宝农场之前，仅以10元超低价就卖给阿力克二队一个劳教分子了，算是后话。)皮箱左右两端都可以上锁，但爸妈一般只锁右端，左端的锁扣只是轻轻扣上，便以为已经够安全了。他们没有料到，一只儿童的小手完全可以从皮箱没有上锁的左端伸进去。有一天我出于好奇，想试试从没有上锁的一端能否把手伸进去。谁知一只小手轻而易举就伸进去了，一摸，里面全是一叠叠码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我生下来第一次动了贼心，心想，有时向坐在牌桌上的妈要钱，如果她打牌赢了，会高高兴兴地抽两三张小钞给我，到桥上去买两堆脆花生都用不完；如果遇到她打牌输了，经常一张小钞都不肯给，还要骂一声：“你又要钱来了，爬远点爬远点！”现在知道皮箱里有那么多钱，我偷几张肯定不会知道，随即从最上面一叠钞票里抽出几张来，好高兴啊！我买零食再不愁没有钱了。这几张钞票的总金额并不大，大约相当于现在四五十元。不过在一个平素爸妈每次只给两三元最多给五元的孩子眼里，数额可是够大的了。我把这几张来路不正的钞票放在草蓆下面，准备慢慢花掉它。

谁知父亲当天晚上放钱进皮箱里，立即发现有一叠散乱的钞票明显被人动过了，而且少了几张，数额虽微不足道，但性质严重，必须弄清楚。家中有一个已在我家帮工多年的五十多岁的女佣每天要进房间扫地、抹桌子、倒马桶，父母绝对相信她的忠诚，她不可能干这种事。排除了我称她“张大娘”的女佣后，爸妈首先怀疑的是我。我和爸妈同住一屋，除了我还有谁！爸妈当即把正在铺子上听师兄讲聊斋的我喊回屋，问我是不是偷了皮箱里的钱。我知道偷钱肯定要挨打，坚决不承认。随便怎么问，就是不承认。还会有谁呢？妈忽然想起，华华表妹午饭后独自到寝室里来过。立即把快要上床睡觉的华华喊到寝室来。华华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没有动过皮箱。” “那么你进房间干什么？”妈又问。“我只是，进屋来照照镜子。”房间里的衣柜门上嵌着一面极大的穿衣镜。我最清楚，华华说的完全是实话。但母亲不完全相信。摸一摸华华的衣袋，里面有十来张相当于现在五角、一元、两元的钞票，总共大约有二三十元，全是母亲平素给她吃零食的钱，她除了偶尔买个白麻糖或几朵栀子花之类用了一点钱，其余都攒了下来。母亲再问她，华华一句话都不再说了，只是委屈地哭。华华太小了，也太善良了，还不懂得保护自己、为自己辩解。不说就等于默认了，这个逻辑很简单。

丢失的钱和华华身上的钱数目根本笼不起，少了许多。爸和妈分析来分析去，以为是她白天用掉了，很生气。爸妈叫张大娘把华华带去睡觉后，我听他们在房中商议：“快放假了，放假后把她送回广汉去算了。”

我很同情无辜受辱的华华，觉得她怪可怜的。她不应当因为我而失学并背上臭名声。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好觉，生下来第一次失眠了。我自知惹了大祸，无端殃及华华表妹，第二天趁房间里没有人，悄悄地、原封不动地把藏在席子下面的钱如数放回了皮箱，以为就此可以替华华洗雪并避免被打发回广汉的悲剧。

这天晚上，父亲打开皮箱存放当天的货款，我躺在被窝里听他惊讶地说：“咦，怎么丢的钱又回到皮箱里来了，并没有少啊！”他们根本不曾想到，或者绝对不愿相信，这遗失又出现的钱，是他们平素最喜爱并且已开始变坏的大儿子悄悄放回去的，反而认为一定是华华害怕了，所以又把钱放回来了。总之，华华依然未能免掉偷钱的嫌疑。

我知道严重的后果对华华意味着什么。我更清楚受委屈的滋味比挨打更难受许多倍。前些日子我把妈给我买作业本的钱丢了，但妈不相信，横竖认为是我把钱用来买零食吃了，还骂：“丢个鬼！丢进你嘴里头去了！”我好委屈，好难受啊，哭得伤伤心心的。

妈不相信事实，只相信她的主观推理。这次华华表妹的冤屈更大，虽然她依然不说话，不为自己辩白一句，从外表上看，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我相信她的内心一定十分痛苦，比我丢了买作业本的钱所受的委屈更痛苦。我很后悔做了一件严重伤害华华的大蠢事，不止一次想给妈说：“你们不要再冤枉华华了，钱是我偷的，你们要打就打我吧，千万别把华华送回家！”然而我终归太软弱，缺少足够的勇气，直到眼看就要放假了，还在自己跟自己说：“等明天再跟妈说。”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勇气跟妈说那句必须说的话。

有一天吃早饭时，饭桌上不见华华的身影，我问妈：“华华怎么没有来吃饭？”妈说：“早晨就叫李师哥把她送回广汉去了。”我大惊！不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本来只需“钱是我拿的”一句话，华华表妹就可以留下来继续读书，而我却一次次把为华华洗雪的机会放弃了。我痛骂自己：你真是该死！

一个孩子终身的忏悔，像阴影一样伴随他到老……

由于我的怯懦和不光明的行为，以后多年，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七八十岁的老头了，仍然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无限愧疚。我太对不住这位纯洁无辜的小表妹。

三弟祥荣2007年初去世之前，有段时间住在和兴街杜鹃小区长女家，我和三弟在和兴街竹林茶园喝过一次茶，我首次向他讲了这个故事。三弟很惊讶：“以前我怎么没听你说过？”我说：“此前我对谁都没有说过，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又说，听说华华现在还住在广汉三水乡下。这么多年来，我见过他哥哥和姐姐，还见过她的妹妹，就是没有见过她，我很想见见她。三弟说：“如果当年不发生那件事，华华一定会留在我们家继续读书，她家成分好，是贫农，多读几年书说不定可以改变她一生的命运。现在你见了她又能怎样？你能补偿她什么？你有必要旧事重提，把她可能已经愈合的伤口重新戳破吗？我看你这个秘密就让它烂在肚子里算了！”

三弟的话有道理。但是，今天我忍不住还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再不讲就没有机会了！这虽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但对我来说很沉重。我不想让它继续压在心中，更不想把它带进坟墓！

七   亲情，晶莹如眼泪

最揪心的是亲情，最甜美的是亲情，最沉重的也是亲情。它与财富无关，但失去了它，我们将变得一无所有。

爸爸，大概这辈子我只能让你失望了  

父亲对子女历来很负责任。他希望子女长大后，都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对我这个学习成绩不错的长子，尤其抱有很大的希望。记得有一个夏天，父亲路过女佣所住卧室后面的碗屋时，偶然见到我正从后门外“十家院”坝坝里与几个小伙伴们“藏猫猫”耍累了满头大汗地归来。我很想躲开他，想赶快跑过去。不料他把我叫住了。他对儿女向来很严厉，平时我们弟兄姊妹根本不想和他在一起。他不让我离开，我只好站住，不知他想说什么，心里怯怯的。

他缓缓走到我面前，默默注视我好一阵，看得我心头发毛。他今天怎么了？我颇觉奇怪。他并没有骂我，而是既严肃又诚恳地告诉我，千万不要辜负了他和妈对我的期望。生下来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这样认真地和我面对面的谈话。他说，儿子，父母不能管子女一辈子，你不要老是贪玩。前几天我特别请胡先生（指前文提到的胡述先老师）一定要教你认真熟读《颜氏家训》，你这个狗脑壳不会马上就忘光了吧？颜之推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只能勤学以谋自立。你应该还记得《家训》中讲了梁文帝勤学的故事，梁文帝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哪怕身患疥疮，手不能握拳，膝不能弯曲，仍然坚持苦读史书，日读20卷而“不知厌倦” 。梁文帝以帝王之尊，尚且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你娃娃不过是一个普通商人的儿子，这几年我在郫县勉强算得上是个有钱人，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朝一日我也很可能被人家挤垮成为穷光蛋。你要想长大后有出息，现在年幼时就须发愤读书。

……父亲愈说愈认真，愈说愈动情，犹如当年他在张家寺教小学告诫学生，还举了颜之推在《家训》中提到的许多古人勤学的例子，比如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映雪读书的孙康，聚萤照读的车武子……，最后的结论是：娃娃你要想将来有所作为，不能一天到晚只晓得玩，必须惜时如金，“光阴可惜，譬诸逝水”，似水流年，分秒必争。我不要求你将来发大财做大官，你娃娃大概也没有这个本事，但至少应该比我现在好一点吧，不能一代不如一代，连我都赶不上！我一句话都不敢说，唯有鼓起一双大眼睛默默地听他教训。

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如此正儿八经地教训我这个长子。所以那天他说的每一句话，至今仍能大致不差地牢牢记住。当时父亲已在成都东御街开了一家铺子，生意做得不错，在乡场上有身份，有地位。还花了许多钱做了许多善事。比如，每年春节，街上的叫花子见到父亲，跪下磕一个头，父亲一定会给他至少可以买五六个锅盔（大饼）的钱。有时在街上遇到衣衫破烂的熟人，父亲常脱衣相赠；有次母亲对父亲说：“曾嶽衡，你晓不晓得你连换洗的衣服都快没有了？”父亲无所谓地说：“没有了就缝新的嘛！”

他还长期向三道堰的穷人发放“药条子”，哪家人看病揀药没有钱，只要到我家铺子上来，随便给哪个徒弟说一声，问都不问一句，立即扯一张药条子给他，让求助者拿到斜对门的同济药房去看病拣药，年终同济药房直接到我家结账；又比如西栅子外穷人住的棚户区，有几十户人一夜之间被火烧得光光的，那里住的几乎都是“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的最底层贫民。火灾发生后，有几户人伤心得想全家人一起跳河。父亲紧急对每户捐赠大米三斗（120斤），首先解决灾民近期的吃饭问题。几十家受灾户要重建茅草房，需要大量竹子，买竹子的钱，金额不菲，不比每家给三斗米的钱少，父亲也全包了，凭卖方的收据实报实销。

所以父亲在三道堰一向受人敬重。作为他的儿子，连我都有点崇拜他。当时我就想，要超过他，我能办到吗？不，我这个没出息的儿子绝对办不到。爸爸，大概这辈子我只能让你失望了！

没有考上树德三小   父亲对子女的学习特别重视，至少在三道堰这个乡场上，我相信没有哪一户的家长能超过他。我读完八册（即现在小学四年级下学期）后，他准备送我到成都去读高小（即小学五六年级）。当时成都最好的小学首推孙德操在宁夏街办的树德三小。这所名牌小学并非随便进得去的。学校公开宣示，拒收人情生，天王老子的儿女要想插班，也必须硬考，只认分数不认人！父亲本想花钱托人打通关系，希望校方在分数上通融一下。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父亲放弃了开后门的想法，只能凭儿子的真才实学去碰碰运气了。

至今依稀记得，插班考试那一天，父亲早早地带我坐上黄包车，从东御街家门口坐到宁夏街。在宁夏街街口吃完早点后，牵起我的手亲自把我送进位于树德巷的树德三小高一插班生的考场－－某间教室的指定座位上，然后站在考室的窗外，一直等我交完卷子走出教室。那天与我一起参加高一插班考试的外校学生，可能有二三十人，只能录取十一二人。必须成绩上佳才有希望被录取。这次插班考试，我自己都晓得考糟了。这么隆重而严肃的考试场面，我从未经历过，心情太紧张，临场发挥太失常。造句和作文应该没有大问题，但算术题做得一塌糊涂。见到好几道算术题眼前一片黑时，我怯怯地向窗外望去，父亲回应的目光十分温柔。我很羞愧，不敢多看他一眼，觉得自己太窝囊。这一天就算我不临场慌张，正常发挥，恐怕也未必有希望。三天后，父亲再次领着我到树德三小去看结果，不出我所料，榜上无名。那天父亲没有想到我会名落孙山，他内心的酸苦可想而知。那时虽然我还不到十岁，但已经懂事了。面对父亲的殷殷期望，觉得很没面子，太对不起父亲。

感谢父亲的宽容，他虽然失望，但并未因此责备我半句，甚至未流露丝毫的不满，只是拍拍我的头：“好好读书，以后再来！”但我深深知道，他肯定有恨铁不成钢的失落感。许多年以后，一想起那次落榜，免不了还会脸红，觉得是一大耻辱。

儿子如果让土匪绑架了，咋办？  

儿童对新鲜的特别是富于刺激性的生活，大抵都会有极浓厚的兴趣。就在这一年（1946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家住街对面的一位姓孙的小伙子神秘兮兮地悄悄告诉我：“今晚黑我们到学堂刘则游（前文提到过的那位校工）那里去过夜，楼上有三间床、三床铺盖，孙永嘉（他的隔房三哥）泡有蜂糖桂花酒，我们去喝桂花酒，还有×××、×××两个同学也要去，你去不去？”

我当然想去。但我从未离开父母单独到外面去住宿过。爸和妈会允许我去吗？又不是去干什么好事，是去喝酒，尽干坏事……我愈想愈觉得，他们肯定会严厉制止我。像一匹一直想挣脱缰绳的野马，我多么想去学校和小伙伴们痛痛快快的耍一夜啊！这对我的诱惑太大了。我决定不告诉家里人，悄悄前往。

晚饭后 ，我和几个小伙伴邀邀约约去到学校。进校门左边的木楼上，有一间挺大的供外地男性教员住宿的集体宿舍，假期里，只有20岁左右的校工刘则游在楼上住。那天晚上，几个孩子听刘则游摆了许多有趣的诸如狐狸成仙后迷住了某书生，与书生爱得死去活来之类的故事，一个个听得笑眯眯的。故事讲得差不多了，大概已十四五岁的孙永嘉（当时已在彭县读初中），从怀中摸出泡了许多桂花的小酒瓶，把酒倒进刘则游吃饭用的大碗里，你一口我一口轮流喝起酒来，没有一样菜，连花生米也忘了买两把，纯粹是龙门阵下酒，嘻嘻哈哈的笑声下酒。我对酒并无兴趣，每年腊月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时，父亲都会用筷子蘸一点酒让我尝，我觉得远不如白糖水好喝。

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在这个特殊的夜晚，小伙伴们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你好意思不喝？而且这是从来没有嚐过一滴的蜂糖桂花酒，这个酒都不敢喝，就太不像男子汉了。轮到我喝时，虽然只抿了一小口，仍觉嘴里辣乎乎的，跟嚼干海椒的感觉大概差不多，很不好受。但最终我还是硬着头皮喝了几小口。大我好几岁的孙永嘉喜欢唱流行歌曲，边喝边唱《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妹妹我爱你》，听起来怪有趣的。他还说，街上最漂亮的女子要数住在我家斜对门的朱佩影，大家又取笑了他一阵。解放后孙永嘉被划为地主，在农村吃了许多苦，没有几年就去世了，这是后话。

那天晚上是什么时候睡上床的，记不起了。只记得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早已天光大亮。家里要吃早饭了，几个孩子蹬起鞋子立即各回各的家。我一路小跑，准备回家挨骂。心里想，反正我不顶嘴，你们爱怎么骂就怎么骂，谁叫你们把我管得太严了。我刚踏上我家铺门前的石阶，一个师哥说：昨晚你到哪里去了，一家人把你找惨了！我立刻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硬着头皮进了屋，准备挨一顿打。

一走进大厨房，正做早饭的张大娘惊喜地大叫一声：“大弟娃回来了！”说罢迈动一双缠过的小脚忙忙慌慌出了厨房，大声向住在厨房后面主卧室里的父母报喜讯：“曾先生，先生娘，大弟娃回来了！”爸和妈几步跨出寝室，妈一把抱住我，眼泪长流：“娃娃，昨晚你到哪里去了？整个三道堰都找遍了，把一家人急死了！”父亲摸摸我的头，轻声叹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回来了就好，二天再不要这样了，走哪里一定要跟我和你妈说一声。赶快洗脸吃饭！”

原来，昨夜他们见我天黑尽了还未回家，开始着急了，喊佣人和徒弟到一二十户熟人家里到处找我。打二更了，又打三更了，还是不见人。这时爸妈真是吓坏了，怀疑我被土匪“劫童子”绑架走了。（注：土匪黑话，绑架户主称“拉肥猪”，绑架妇女称“劫观音”，绑架儿童称“劫童子”。）那时比较富裕的家庭常常遇到这种倒霉事。好一点的结果，绑匪派人密告户主，限期拿出若干石米或几根金条把人赎回；最可怕的结果，出了钱只领回一具尸体。据说郫县新民乡就出过这种最让家长悲痛欲绝的事件：土匪将某商人的幺儿劫走后，怕娃娃哭喊，在孩子嘴里塞一团破布，并捆上双手双脚，然后将孩子装进一口木箱内。第二天早晨，土匪打开木箱，大惊，因为木箱扣得太严缝，孩子已在木箱内窒息而亡。结果家长出了钱，在某地路边一块麦地里，领回的是一具儿子的尸体。

这个恐怖的故事，至少在郫县境内没有哪一家的父母不知道。必须赶快想办法救儿子！后来听说，那天夜里父亲已想好两条措施：如果第二天下午还不见人，一是通过白道，请乡公所的自卫队（又称乡警队）帮助查找；但通过“官府”这条渠道的风险极大，若走漏了风声，让绑匪知道了，马上就会撕票，一个活鲜鲜的儿子就完了。这肯定是一着险棋。二是通过黑道，委托三道堰袍哥码头专门负责接待联络外地袍哥的红旗管事杨兴仁等，请周边乡镇的袍哥在内部查找。但希望究竟有多大？蚀财免灾能把儿子找回来吗？只有天知道了！父母内心的焦虑惶恐可想而知。

父亲见我平安归来，自然是谢天谢地，疑惧顿消。这次外宿不归，让我第一次痛切地感受到了爱的温暖和爱的教育。难怪人们常说，父母的爱是永恒博大的，甚至是感天动地的。天下所有的儿女们，你们都懂吗？

小弟之死  

母亲总共生了十个孩子，其中三个弟弟生下来不几天便因破伤风而夭折。他们走得太快，还来不及对他们留下任何印象，故而感情上基本未受到任何震动。还有一个弟弟死时已三岁，他的死，使我十分悲伤。他叫祥明，都叫他“明明”，比三弟祥荣小一两岁。他出生几个月，便由一个姓孙的保姆带着。那时我读高三（小学六年级上期）。记得有个星期天，我和孙大嫂（保姆）一起带他去学校玩耍。见我上楼（我们的教室在木楼上），他也跟着要上楼，已经手脚并用向上爬了五六级楼梯，我赶忙退下来，与孙大嫂一左一右扶着他、让他一梯一梯慢慢往下爬。五十多年前的那个情景，至今仍鲜明地定格在我的印象里。

没过几天，他生病了，是不是肺炎，记不清楚，反正病情很严重。有一天快吃午饭的时候，一家人都围在明明的病床边。乡卫生院的万雄宇医生（正规医科学校毕业，当地人都叫他万医生）给明明打完针后，低声向父亲说了几句什么，便离开了。母亲一直凝视着仰睡在床上动都不动一下的明明，忽然说：“看，明明睁开眼睛了！”旋即吩咐站在一旁的保姆孙大嫂：“快拿热水帕子来给他洗个脸！” 终日昏迷不醒的明明已经两天没有洗过脸了。母亲无限心痛地赶忙脱鞋上床，把明明抱在怀里，给他洗脸时，微微睁开眼睛的明明，无力地挣扎了一下，含糊地说了一声：“我不洗”，又闭上了眼睛，什么话也不再说了。

围在床边的大大小小六七个人，都以为明明的病情开始好转了。父亲说，桌子上的饭菜快要冷了，大家快去把饭吃了再过来。一碗饭未吃完，母亲仿佛有预感似的，放下碗说：“我再去看看明明”。我和姐姐弟弟也放下饭碗紧随母亲离开了饭桌。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守在明明身边的保姆孙大嫂急冲冲地跑进厨房，边跑边说：“曾先生，先生娘，明明不对了！”一家人快步奔向明明与孙大嫂所住的一间小屋里。母亲用手探探儿子的鼻息，已经停止呼吸了。

孙大嫂首先放声大哭起来。接着大家都哭了。小孩子病故，用不着大办丧事。在一片哭泣声中，把明明装进事前已准备好的“火板板”（木头匣子）内，一辆鸡公车就把明明推到新街场口外一个坟园里埋掉了。

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很乖的孩子，前几天还在爬楼梯，突然之间就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再也回不来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命运太不公正甚至太残忍。第二年清明节前，我跟随父亲去到明明坟前烧钱纸。父亲从坟园边一户农民家里借来锄头和箢篼，在明明的小坟上垒了两三筐土。我和父亲在坟前站了好一会儿，默默地离开了。临别之际，小坟的新土上，再次洒下一个十一岁孩子的几滴晶莹的泪珠。

再过一两年年后，那时已经解放多时，有一天我独自到埋明明的地方想再看看那座小坟包如今怎样了。此时那里已经平为一片菜地，怎么也寻不着小坟包的踪影了。人，活在世上挺难的，但消失却很容易。佛教认为，人从一出生就开始了死亡的倒计时，死是蕴含在生命之内的，宇宙间的生物无不如此；又说，世上的一切都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死亡并不代表结束，而是生命的又一次旅行。这种解释是否有道理？我不知道。

八   一群不安分的少年

泥巴都罋到颈项了，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搞清楚，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但我坚信，童年并不等於天真，更不等于可爱。

解放前，三道堰操袍哥的人很多，在此流风习染下，大约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三道堰街上以赵××为首的几个平素就比较调皮的不安分的学生，准备像袍哥一样结拜弟兄，并搞个什么组织。记不起是哪个肇头子娃娃，受赵的委托，动员闵文殊和我这两个年龄很小，向来规规矩矩的乡绅子弟也参加。小孩子喜欢新奇刺激，我和闵文殊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有天晚饭后，大家在文昌宫内商议下一步咋个办。加入这个小团伙的共有九人。这个团伙的发起人、年龄最大的赵××，当时可能已有十五六岁，首先提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个好汉都是英雄，我们九个也全都是英雄，就叫“九雄帮”好不好？跟着瞎闹的一群娃娃边鼓掌边叫：“好好好！这个名字好劲仗啊！”赵××接着阐释成立“九雄帮”的目的：以后有什么事我们九弟兄要互相扎起，哪个虾子要敢欺负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马上把他捶平！几个娃娃又是一阵鼓掌。既然结拜弟兄，当然要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仪式。大家决定星期天在观音阁旁边的杨仲昌家里聚会，因为他家只有母子二人，没有其他大人来干预我们。

星期日上午，大家都早早地到了杨仲昌家。每人交大洋5角，赵××派某舵爷的老三陈永忠随同周虎华到周的父亲开的卖肉的案桌上割了几斤肉，又打了一斤酒，买了一大串鞭炮，少不了还有香蜡钱纸，还买了一张大红纸，要写一份“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之类的结拜誓词。这份充满桃园结义味道的所谓誓词，大家公推我来写，因为我的字比他们的字写得好。赵××等几个大一点的娃娃念一句我写一句。最后按年龄大小排定弟兄顺序，各人写上自己的名字。赵××年龄最大，算是这伙人的老大，我的年龄最小，算是老九。誓词写好后，九个人一起到场口外右边的乱葬坟园烧了香蜡钱纸，放了鞭炮，在赵××的带领下，一起唸了誓词，叩了三个头，喝了鸡血酒（那天中午还杀了一只公鸡），最后把写着誓词的红纸烧了，极为隆重地完成了结拜仪式。然后回到杨仲昌家。一向溺爱儿子的慈祥的杨母，已经把一桌子菜摆在大方桌上等我们这群娃娃回去享用了。有回锅肉、红烧肉、凉拌鸡肉，还没有坐上桌子，口水都流出来了。有两三个会划拳的大娃娃，随即“桃园”、“四喜”、“五经魁首”地划起拳来。每个人都必须喝酒，我也象征性地抿了几口酒。喝足吃饱笑闹了一阵，这才纷纷散去。

这伙少年中，有三四个经常在学校惹是生非，找人打架，以此为乐。我那时还不满十岁，算是最本分的孩子，从来不敢和他们一起去打人。但也和大家一起去凑过一次热闹。记得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在操场右角一间曾经办过幼稚园的空教室里，大家要和三道堰著名的武术教师、曾在成都青羊宫摆的擂台上不止一次打过金章的周定国的大儿子周乾明（后为成都某大厂的工会主席）交手。按照武林规矩，不搞一哄而上，要一个一个的单独过招。周乾明当时年约15岁上下，像他老子一样比较壮实高大，从小跟着老子练拳脚，我们几个肯定谁都不是他的对手。周乾明自知惹不起这伙少年，当然不会真正与我们硬打，更不敢打伤我们，一般只是防守。大家轮流和他交手一二十个回合。轮到我时，他同样只是招架，并不还手。最后谁也没有输，都是赢家，大家一阵呼啸尽欢而散。

和这群肇头子娃娃撹在一起，干不出什么好事来。那时每周星期六下午放学前，全体学生都要集中到操场右方的旗台前举行降旗仪式。降完旗，校长讲话，接着是齐唱散学歌《明朝会》：“功课完毕，要回家去，先生同学，大家招招手。明朝会，好朋友！明朝会，好朋友！我们是，新社会的小主人！”。然后才排队离校。整个过程大约要半个小时以上。

这天下午，赵××叫我们“九雄帮”中的六七个娃娃不要去操场参加降旗仪式，大家躲在楼上高一（五年级上期）的教室里玩耍。无聊到了极点。赵××说：“我们都来‘打手虫’（手淫）耍，看哪个先打出来！闵文殊，曾祥麟你们两个还没有长醒，就免了！”四五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很快在讲台上围成一圈坐下来，像郭沫若幼时读了《西厢记》以后，一个人躲在蚊帐里“手指头儿告了消乏”那样，从裤子里掏出那话儿，一齐动作起来。不久，一个娃娃快活地叫起来：“镖出来了！镖出来了！”（指射精）大家哈哈大笑。

正在这个时候，赵××见一位与我同读高一册（五年级上期）的姓陈的女生在楼下扫地，一下子动了邪念，提议说，待会儿她上楼来搁扫把，我们按住她把她“弄”了！另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半大小子拍手附和说：“对啊，你敢我就敢！”

这种可怕的坏事我连想都不敢想，心里很害怕，但又自觉无力阻止他们。我紧张地从楼上窗口瞧着楼下扫地的女生，很替她担心，暗中期盼：“你千万不要上楼啊！” 这位姓陈的女生年约十三岁（比我大三岁），胸部已较丰满，并且模样不错，在全校算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女生。

也许一件极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谢天谢地，那个女生扫完地后，知道楼上有几个喜欢捣乱的娃娃，可能觉得心里挺厌烦，走到距二楼高一册教室还有三四级处，便把高粱杆扫把从破裙板宽宽的缝隙里塞进教室讲台上，就急忙返身下楼了。做梦都想不到，会是这块破裙板，阻止了一场极可能毁掉一个少女一生的恶性事件。如果没有那块破裙板，她搁扫把必须上楼，上了楼，便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真不知会出现什么后果。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后怕。

这位女学生的父亲是三道堰有名的袍哥，是个提刀耍抢的歪人（解放后镇反时被枪毙了）。那位姓赵的为非作歹的大娃娃，父亲是古城乡通吃的龙头大爷；另一位准备参与其事的娃娃，他的老子也是三道堰喊得干的舵爷（也在解放后被枪毙了）。一个的女儿被奸污甚至被轮奸，这是奇耻大辱，绝不会善罢甘休；另一个（或两个）的儿子奸污了别人的女儿，也决不是“看在哥子名下请原谅”几句言语能够捡顺的，如果你不愿忍口气“认了”，看你又敢把我儿子啷个？这件事该如何了断？很可能大人之间要发生一场流血冲突，甚至酿成命案。

一个处在不安全环境中的少年，犹如随便扔出去的一根点燃的火柴，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也可能什么事都会发生！

事情过去了多年，想起儿时那天下午的这一幕，心头禁不住还会咚咚地跳。这位陈姓少女，大约十年后，意外地与我有了姐弟恋的关系，成了我的知心女友（后文还会提到她）。但我始终未敢将当年那段伤人太甚的故事讲给她听，有几次话都到了嘴边，终于还是忍了回去。我预感到，她若听了，一定会在心上深深烙下终生无法愈合的、残酷而耻辱的伤痕。

（注：这位前女友已去世好几年，否则这段文字我不可能写，不忍心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