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洪流之中，思想的激荡如同社会的变革般汹涌。钱穆先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什么是自由的人生》。这篇文字后来收录于《人生十论》，成为他探讨生命命题的重要篇章。 彼时，西方的自由观念随着时代浪潮涌入，与中国传统里“安身立命”的哲思碰撞出复杂的火花。先生没有盲从于时髦的论调，而是沉潜到文化的深处，将“自由”从抽象的口号拉回具体的人生场域。在他看来，自由从不是“随心所欲”的放纵，更不是对责任的逃避——相反，它是一个人在认清生命的本分与使命后，主动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清醒与坚定。就像古人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真正的自由，恰恰是在对自我、对他人、对时代的担当里，寻得的那份内心的笃定与自主。 七十多年过去，我们谈论自由的语境早已不同，可先生笔下的追问依然锋利：当我们追求自由时，究竟是在逃离什么，又在向往什么？是在喧嚣中迷失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表象，还是能在沉静中守住“该做什么就做好什么”的根基？ 重读这篇文字，仿佛能看见先生在动荡时局里，为人们点亮的一盏灯——它照见的，不仅是自由的真义，更是一个人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故步自封，以清醒的担当，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这份跨越时空的思考，或许正是我们在今天依然需要回望的原因。 “飞翔的远离现实，将不是一种福；沉溺的迷醉于现实，也同样不是一种福，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钱穆 什么是自由的人生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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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禅宗，似乎可以说守着一个中立的态度，不向外，同时也不向内，屹然而中立。可是这种中立态度，是消极的，是无为的。

西方人的态度，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佛家的态度，同样是在无限向前，无限动进。你不妨说，佛家是无限向后，无限静退。这只是言说上不同。总之这两种人生，都有他辽远的向往。

中国禅宗则似乎没有向往。他们的向往即在当下，他们的向往即在“不向往”。若我们再把禅宗态度积极化，有为化，把禅宗态度再加上一种向往，便走上了中国儒家思想里面的另一种境界。

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也不偏向物。他也不屹然中立，他也有向往，但他只依着一条中间路线而前进。他的前进也将无限。但随时随地，便是他的终极宁止点。

因此儒家思想不会走上宗教的路，他不想在外面建立一个上帝。他只说“人性由天命来”，说“性善”，说“自尽己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内。

儒家说性，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上求。他们亦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们不反对人追求爱，追求富。但他们也不想把人生的支撑点，偏向到外面去。

他们也将不反对科学。但他们不肯说“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知识即权力”。他们只肯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他们只肯说“天人合一”。

他们有一个辽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他们虽然认有当下即是的一境界，但仍不妨害其有对辽远向往之前途。

他们悬“至善”为人生之目标。不歌颂权力。

他们是软心肠的。但他们这一个软心肠，却又要有非常强韧而坚定的心力来完成。

这种人生观的一般通俗化，形成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

中国人常喜祝人有福，他们的人生理想好像只便在享福。

“福”的境界不能在强力战斗中争取，也不在辽远的将来，只在当下的现实。

儒家思想并不反对福，但他们只在主张“福”“德”俱备。只有福德俱备那才是真福。

无限的向外寻求，乃及无限的向内寻求，由中国人“福”的人生观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不会享福的。

“福”的人生观，似乎要折损人们辽远的理想，似乎只注意在当下现前的一种内外调和心物交融的情景中，但也不许你沉溺于现实之享受。

飞翔的远离现实，将不是一种福；沉溺的迷醉于现实，也同样不是一种福，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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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自然界像是并无目的的。日何为而照耀？地何为而运转？山何为而峙？水何为而流？云何为而舒卷？风何为而飘荡？这些全属自然，岂不是无目的可言。

由自然界演进而有生物，生物则便有目的。生物之目的，在其生命之“维持”与“延续”。维持自己的生命，维持生命之延续。植物之发芽抽叶，开花结果，动物之求食求偶，流浪争夺，蚁营巢，蜂酿蜜，一切活动，都为上述二目的，先求生命之保存，再求生命之延续。生物只有此一目的，更无其他目的可言。而此一求生目的，亦自然所给与。因此生物之唯一目的，亦可说是无目的，仍是一自然。

生命演进而有人类。人类生命与其他生物的生命大不同。其不同之最大特征，人类在求生目的之外，更还有其他目的存在。而其重要性，则更超过了其求生目的。换言之，求生遂非最高目的，而更有其他超人生之目的。有时遂若人生仅为一手段，而另有目的之存在。

当你晨起，在园中或户外作十分钟乃至一刻钟以上之散步，散步便即是人生，而非人生目的之所在。你不仅为散步而散步，你或者想多吸新鲜空气，增加你身体的健康。你或在散步时欣赏自然风物，调凝你的精神。

当你午饭后约友去看电影，这亦是一人生，而亦并非是你之目的所在。你并不仅为看电影而去看电影。你或为一种应酬，或正进行你的恋爱，或欲排遣无聊，或为转换脑筋，或为电影的本事内容所吸引。看电影是一件事，你所以要去看电影，则另有目的，另有意义。

人生只是一串不断的事情之连续，而在此不断的事情之连续的后面，则各有其不同的目的。人生正为此许多目的而始有其意义。

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

其实文化人生中依然有大量的自然人生之存在。在你整天劳动之后，晚上便想睡眠。这并非你作意要睡眠，只是自然人生叫你不得不睡眠。睡眠像是无目的的。倘使说睡眠也有目的，这只是自然人生为你早就安排好，你即使不想睡眠，也总得要睡眠。

人老了便得死。死并不是人生之目的，人并不自己作意要死，只是自然人生为你早安排好了一个死，要你不得不死。

病也不是人生之目的，人并不想要病，但自然人生为他安排有病。

饥求食，寒求衣，也是一种自然人生。倘使人能自然免于饥寒，便可不需衣食，正如人能自然免于劳倦，便可不需睡眠，是同样的道理。

人生若只专为求食求衣，倦了睡，病了躺，死便完，这只是为生存而生存，便和其他生物一切草木禽兽一般，只求生存，更无其他目的可言了。这样的人生，并没有意义，不好叫它是人生，更不好叫它有文化。这不是人文，是自然。

文化的人生，是在人类达成其自然人生之目的以外，或正在其达成自然人生之目的之中，偷着些余剩的精力来干别一些勾当，来玩另一套把戏。

自然只安排人一套求生的机构，给与人一番求生的意志。人类凭着他自己的聪明，运用那自然给与的机构，幸而能轻巧地完成了自然所指示他的求生的过程。在此以外，当他饱了，暖了，还未疲倦，还可不上床睡眠的时候，在他不病未死的时候，他便把自然给与他的那一笔资本，节省下一些，来自作经营。西方人说，“闲暇乃文化之母”，便是这意思。

文化的人生，应便是人类从自然人生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人类的生活，许人于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之目的，并可有选择此等目的之自由，此为人类生活之两大特征，亦可说是人类生活之两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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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种“自由”之获得，已经过了人类几十万年艰辛奋斗的长途程。只有按照这一观点，才配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也只有按照这一观点，才能指示出人类文化前程一线的光明。

若照自然科学家唯物机械论的观点来看人生，则人生仍还是自然，像并无自由可能。若照宗教家目的论的观点来看人生，则人生终极目的，已有上帝预先为他们安排指定，也无自由之可言。

但我们现在则要反对此上述两种观点。当你清晨起床，可以到园中或户外去散步，但也尽可不散步。当你午饭已毕，可以约友去看电影，但也尽可不约友不去看电影。这全是你的自由。

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只要不妨碍你自然人生的求生目的，只要在你于求生目的之外，能节省得这一笔本钱，你什么事都可干。这是文化人生推类至尽一个应该达到的结论。

人类一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一个自由。甚至宁愿把自然人生的唯一目的，即求生目的也不要，而去追向这自由。所以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自杀寻死，也是人的自由。科学的机械论，宗教的目的论，都管不住这一个决心，都说不明这一种自由。

若专从文化人生之自由本质言，你散步也好，看电影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必有其他评价，只有“自由”与“不自由”，是它中间唯一可有的评价。

然而一切问题，却就从此起。惟其人类要求人生目的选择之尽量的自由，所以人生目的便该尽量地增多，尽量地加富。目的愈增多，愈加富，则选择愈广大，愈自由。

两个目的由你挑，你只有两分自由。十个目的由你挑，你便可有十分自由。自然则只为人类安排唯一的一个目的，即求生，因此在自然人生中无自由可言。除却求生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则全要人类自己去化心去创造，去发现。然而创造发现，也并不是尽人可能，也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所以凡能提供文化人生以新目的，来扩大文化之自由领域者，这些全是人类中之杰出人，全应享受人类之纪念与崇拜。

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有时要受外面自然势力之阻抑与限制，有时要在人与人间起冲突，更有时在同一人的本身内部又不能两全。你要了甲，便不能再要乙。你接受了乙，又要妨碍丙。文化人生的许多的目的中间，于是便有“是非”“高下”之分辨。一切是非高下，全从这一个困难局面下产生。除却这一个困难局面，便无是非高下之存在。换言之，即人生种种目的之是非高下，仍只看他的自由量而定。除却自由，仍没有其他评判一切人生目的价值之标准。也不该有此项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