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丁克夫妻离世，遗产留给谁？

文章来源: 新周刊 于 2025-09-29

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一个人在走到生命尽头时，财产作为其奋斗一生的见证，究竟该归谁所有？

子孙承欢膝下，老人安享晚年，这是中国传统家庭的理想样板。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婚恋观、生育观的改变，以及多种外部因素的作用，我国不少老人在中年时期就成为无儿、无女、无配偶人士，并在老年时期成为无父无母、无兄弟姐妹，且祖父母、外祖父母均不在世的孤寡老人。

央视新闻报道，2025年，仅在上海徐汇区就有3000余名孤寡老人。其中，老人在离世后，其遗产无人继承的案例尤为常见。

著名美食家、作家、节目主持人蔡澜离世后，其遗产分配问题频繁登上各大社交网络热搜，更有人称其留下的遗产数额高达上亿元。虽然蔡澜助理杨翱发文，以“关你屁事”回敬那些过度关注的目光，但人们的好奇之心并未完全散去。

这些好奇的目光或许并非全然出于善意，但也透露出公众对于那些无主遗产的关注：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一个人在走到生命尽头时，财产作为其奋斗一生的见证，究竟该归谁所有？

突然“冒”出来的亲戚

2022年，家住上海市徐汇区的独居老人葛老伯去世，其生前留下了存款和保险金等共计约130万元（后发现葛老伯名下还有一笔300万元存款），名下还有一套位于上海市区的房子。

因为葛老伯在离世前已无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世，且他未留有遗嘱以及扶养协议，所以老人生前所属的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被指定为其遗产管理人。

一时间，“无子女老人离世，财产该归谁有”的话题引起了广泛讨论。

众说纷纭之际，葛老伯的堂弟以一纸诉状，将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告到了法院，以自己在葛老伯生前承担了较多的扶养责任为由，要求继承葛老伯的所有财产。堂弟夫妇罗列的扶养事实主要有：在葛老伯独居期间，两人基本每周都会去看望葛老伯，并帮助对方就医、配药。



葛老伯离世后，堂弟夫妇主张继承遗产。（图/网络截图）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成了不少网友质疑堂弟夫妇行为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切入点。当一个孤寡老人离世，老人的亲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且目标明确地直指老人的遗产时，人们难免会对其中的亲情与利益关系产生疑虑。

毕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父死子继”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这种朴素的传统伦理观也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其中，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而第二顺序继承人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按理来说，葛老伯的堂弟既非第一顺序继承人，也非第二顺序继承人，是无权继承遗产的。那么堂弟提出继承葛老伯遗产的主张有何依据呢？其引用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该条例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换句话说，在现存的法律框架下，如果离世的老人没有法定继承人且未留有遗嘱，那么对老人扶养较多的人也可主张获得遗产。如果在葛老伯遗产纠纷案中，可以确定堂弟曾对葛老伯扶养较多，堂弟便有权利主张获得葛老伯的部分或全部遗产。

为厘清事实，当地法院工作人员深入调查葛老伯生前的生活环境。他们在细致的摸排走访过程中发现，葛老伯生前患有癫痫，每每发作之后便会陷入短暂的意识不清，而堂弟夫妇的探望，给予了葛老伯一定的照顾。

看似凭空“冒”出来的亲戚，实则早已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部分责任。基于情感来照顾老人的旁系亲属，自然也有权分得老人的遗产。

最终，结合在案事实，法院判定葛老伯堂弟夫妇分得葛老伯遗产中的存款和保险金合共130万元（另300万元遗产由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管理，经法定程序后，依法收归国有），葛老伯的房产判决收归国有。

谁付出，谁继承

在北京，另一起与葛老伯案相似的案例同样曾引起广泛讨论，不过主张继承遗产的人数更多：2022年6月，家住北京的赵女士因病去世后，留下了一套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面积101.44平方米、价值400余万元的房产，以及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

赵女士离世后，她的叔姑舅姨等共计9人对簿公堂，众人分别主张自己对赵女士尽了扶养义务，要求继承相应的遗产。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也参与了庭审。

在庭审现场，法官重点关注了这9名亲属对赵女士所尽扶养力度的大小。法院根据前期走访调查，还原了赵女士生前的独居时光：去世时只有41岁，没有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自身患有尿毒症，但未与人长期共同生活；生病时，她的一位叔叔会和社工一起送她去医院。

这些琐碎而真实的日常是赵女士最后的人生记录，也是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的重要依据。法院审理后判决，赵女士留下的110余万元遗产由其叔姑舅姨等9人共同继承，其中经常送赵女士到医院就诊的叔叔继承的份额最高，占20%，而赵女士的房产则收归国有。

在这场遗产分割实践案例中，赵女士的叔叔之所以能继承较多份额，无疑是因为对独居且患病的赵女士而言，叔叔在她病发时的陪伴、在她就医过程中的协助，虽不涉及大额花费，却实实在在地温暖了她人生最后的岁月。这种难以量化却真切存在的关怀，在裁量时亦被法院郑重考量。

这一判决与葛老伯一案相似，也引发部分公众的疑问：为何由民政部门管理无主遗产？为何房产不分配，而存款可以分割？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条明确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而民政部门正是公益事业的主要执行机构。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杜春龙就赵女士遗产案，说明为何其旁系亲属只分得了部分遗产：由于赵女士生前独自居住，并没有达到完全意义上的依靠某一名亲属生活的程度，所以将其遗产中相对较少的部分，依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按扶养力度大小分给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亲属。



赵女士离世后，9名亲属分别主张继承遗产（图/B站截图）

那么，法律究竟如何衡量亲属之间的扶养力度呢？

扶养力度同时包含了物质与精力的实质性投入，比如扶养人是否承担被扶养人的生活开支、医疗费用，是否为其提供日常照料等，这些可查证的“硬指标”能从转账记录、医药票据、邻里证言等方面获得证实；而定期给予被扶养人精神关怀以及偶尔的探望，在法官眼中的分量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毕竟，法律鼓励的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以财养老

回看近几年媒体广泛报道的关于老人离世后遗产无人继承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遗赠遗产之举的背后，其实是众多老人在养老时的无奈选择。

2025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首次突破3亿人。

庞大的老年人口压力之下，我国的养老模式也变得多样且具体，如葛老伯一类的孤寡老人，除了借助亲属的力量实现居家养老，协议养老也成为他们新的选择。

央视新闻曾报道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依靠无血缘关系人士养老的案例：家住北京市顺义区的阮大爷父母早亡，且自己没有配偶、子女；虽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但其在晚年时，与亲属的关系均一般。

眼看晚年依靠亲属养老无望的阮大爷，最终将养老的希望寄托在同村人刘某的身上。两人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署了相关协议，约定由刘某负责阮大爷的生养死葬，而阮大爷则将其包括位于该村的11间房屋等在内的所有遗产遗赠给刘某。

协议生效后，刘某不仅承担了照顾阮大爷的衣食住行以及陪同看病等各项责任，还和家人一起为阮大爷提供了丰富温馨的老年生活：全家人不仅会为阮大爷庆祝生日、拜年，还经常陪阮大爷遛弯或切磋棋艺。

刘某一家的陪伴，让阮大爷体会到了切实的温情。他不止一次当着村委会的面表达自己对晚年生活的满意。

平静的日子如流水逝去，而城市发展的脚步也迈入阮大爷所在的村子。2017年，阮大爷名下的11间房屋被依法拆迁，他因此获得了38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以及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总面积约为560平方米的五套安置房。

一夕之间，阮大爷的身家就超过了千万元。后来，在律师的见证下，双方第二次签署了协议，再次约定阮大爷的生养死葬由刘某负责，刘某则可在阮大爷离世后，获得阮大爷的包括五套安置房在内的所有财产。

这份由善而生的协议一直持续到阮大爷以93岁高龄去世。其后，刘某为阮大爷操持了葬礼，并购买了墓地。

阮大爷的养老选择，实际上是“去家庭化”养老的表现。这种养老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其依托协议和道义，给予了孤寡老人更多的养老选择。

而在社交平台上，如阮大爷一般想要依靠协议养老的当代年轻人并不少见。

以某社交平台为例，只需输入“以房养老”以及“无子女人士养老”等关键信息，就可以窥见部分年轻人的养老打算：预备终身独身的年轻人希望通过签署协议或订立遗嘱的方式寻到靠谱的扶养人，他们愿以房产或资金作为回报，换得扶养人的贴心照顾，并要求第三方监管机构介入；远在国外的独生子女，则希望通过资金置换或婚姻等方式，为国内垂垂老矣的父母寻得相伴终老的照护人；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则希望通过抱团养老、旅居养老等方式，获得更美好的养老体验。

多元的养老方式透露了当下年轻人多元的养老观，他们不再执拗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而是将目光投向外部，寻找外部专业的养老力量。这背后透露了年轻人对亲情的重新审视，也彰显了他们对契约精神的信任。

只不过，一个清晰的事实是，当新一代推崇独身的年轻人迈入老年、选择依靠他人养老时，遵从道义和法律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筛选出真正值得信赖的养老伙伴。年轻人在依赖道义时，同样需要借助法律，并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对方的人品、信誉和能力。

毕竟，养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人到晚年积攒下的财富，也许才是置换养老服务的最有利的“本金”。